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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历史发展

       《辞海》解释说:“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这是对会馆最全面而简要的解释。
       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云:“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无有也。始嘉、隆间,盖都中流寓十土者,四方日至,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也,用建会馆,士绅是至。”
       近人瞿兑之在《湖广会馆馆志后记》一文中说:“京师之有会馆,肪于汉之郡邸。……椎其原始者,或云永乐已有之。而刘同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则称盛于嘉隆。同人所记详霰,其必有所受之也。”这说明,永乐年间(1402一1424年)已有会馆,到嘉靖、隆庆年间(1522一1572年)会馆达到兴盛的程度。
       会馆的发达是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关系的。明清时代,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据统计,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停止科举,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应考的举子当然要数倍于此数。每次考试期间,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其中昂贵的宿资是贫寒子弟所负担不起的,因此,举子们迫切企盼解决到京后的住宿问题,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东师为四方士民辐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类皆建馆,以资憩息”。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有的就叫做“试馆”。清朝末期,科举制度废除,这类会馆的试馆功能丧失。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仍有大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借会馆以居住、集会,这些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同乡利益,供祭祀乡贤或燕集,“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所以,近人徐珂说:“各省人士,侨寓京都,设馆舍以为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试馆经过这样的变革,后来就发展成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了。
       直隶会馆于其它会馆一样是随著明代朱棣迁都北京以及明清两代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而产生的。据清代《日下旧闻》(康熙年间朱彝尊编)、《日下旧闻考》(清乾隆帝敕编)及《宸垣识略》(吴长元编)记载:“西城会馆之著者,骡马市曰中州、三晋、直隶。”可见直隶会馆的历史悠久,且产生时期至少不晚于清康熙(1654~1722)年间。作为当时著名的会馆之一,直隶会馆除了起到同乡会馆、试馆的作用外,更是客居京城的直隶同乡、官宦商贾聚集、宴饮、娱乐、联系感情的地方。直隶会馆在北京宣南会馆聚集区是影响很大的会馆之一,清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曾经为直隶会馆畿辅先哲祠题写楹联:“轩辕台,伯夷庙,吉甫碑基,观圣贤风教所遗,请稽经典;碣石馆,日华室,首善书院,数幽冀人才之盛,直到本朝。”直隶会馆之盛可见一斑。直隶省在清代可谓畿辅重地,所以直隶的官员、商贾在全国范围内活动频繁,在全国各地或任职或经商,涉及多个省市,并在各地纷纷建立起直隶同乡会馆、工商会馆。远到东北地区的营口、海城、鞍山,内蒙古的多伦,东到山东的青岛、南到河南的赊店、西到新疆的奇台……直隶会馆在各地开枝散叶,直隶会馆也声名远播,而曾经活跃在直隶会馆中的冀商更是在清朝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身处客地,直隶会馆内的人们仍然说地方话,看梆子戏,摆直隶家乡宴,逢年过节举行团拜活动。著名的会馆史研究专家王日根教授(《中国会馆史》作者)总结道:“会馆要求会众在变迁的社会中既能发扬传统,又能适应社会变迁,能满足同乡人在外籍寻找乡情依托的需要,能使同乡人走向外部世界时不仅凭个人的奋斗,更能依恃团体的资助,因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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